(22)前者是被广泛理解的，性质尚未进一步界定的一般行为自由。

其中，最核心问题便是构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法院体系。如果当事人不服第一审法院判决的，可在法定期间内请求上级法院对原判决的事实问题及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查。

即便在紧急审理程序中，法官仍应严格奉行对席主义原则，否则程序同样归于无效。从法国实际情况看，对席裁判、庭审公开以及尊重辩护权方面的要求均得到较好的执行，而在合理的期限内审结案件的要求却落实得不够理想。法官有义务保证当事人在庭审程序的平等地位。在历史上，法国行政诉讼一向被奉为经典，并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行政诉讼的基础。庭审向公众公开，所有公民及媒体均可参加旁听（但在实践中，旁听的民众极少）。

对此，法国通常适用如下规则（自1900年7月17日的法律以来）：如果行政机关受理了当事人的请求但并未作出任何回应，则四个月的期限届满后，该沉默行为视为行政机关作出驳回请求的决定。其中，维权紧急审理程序是本次改革的创新，对法国行政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刑事立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只是在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提到了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问题，并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7]陈光中、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五)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即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按照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依据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对其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要提升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率，除了在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控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权。在法国，检察官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在法庭上可以发表关于被告人有罪、无罪以及量刑轻重的各种公诉意见，这种公诉意见包含对犯罪事实的陈述，并且提出证据以及通常都提出适用刑罚的要求。

现行法律直接或者间接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监督事项的审查权、调查权和监督程序的启动权，如，法律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并规定了对获悉的侦查情况的审查权和调查权，④刑事诉讼法还具体规定了侦查活动的监督程序以及启动监督程序的条件。这种关联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亵渎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但从该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92条和第299条的规定，检察官只能提出减轻、加重处罚的建议，而不能提出应该处以何种刑罚的具体建议。美国的最高法院在20世纪以后继续扩展原告资格，提出了私人总检察长的观念，并指出:国会有权授权总检察长对于任何政府行为均可以请求司法审查，以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2·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不能使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受到有效追究，赋予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权，可以实现对行政活动的全面监督。再譬如，根据正当程序性规律的要求，任何剥夺或者限制被追诉的公民个体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都必须有第三者的居中审查和授权，而现行的检察职权配置中，在体现正当程序理念方面较为欠缺，要确保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运行真正体现刑事法治的要求，就必须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贯彻落实正当程序性规律的要求，将强制措施尤其是逮捕的适用授权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使检察职权的配置更加体现检察规律的要求。

参见向泽选著:《刑事公诉的法律属性与公诉改革》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最后，要对违法动用技术侦查手段作出制裁性规定。检察院也可据此向法院提出改变定性的抗诉。而量刑请求权作为实体意义上的起诉权的一项权能，要经过一定的形式即量刑建议表现出来。

[7](P·109)采用这种集秘密性、技术性以及收集证据的直接性为一体的技术侦查措施，能够顺利有效地为证明职务犯罪获取证据。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逮捕权配置给检察院行使，不可避免地会使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带有某种程度的行政治罪色彩，无法从工作机制上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追诉方的恣意侵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因不当行政(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所造成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频发，如果还固守传统的法律权利标准说，由合法权利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直接利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则难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要确保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就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被监督主体的质询权。

批捕权实质上是一种具有裁断性质的权力，与检察追诉职能存在天然的逻辑矛盾，将职务犯罪的侦查追诉权和批准逮捕权同时配置给检察机关行使，则可能出现检察机关为达到举证的目的，而放宽逮捕的条件甚至滥用逮捕措施，既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实现惩治犯罪的目的，更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实现公正司法的目的。韩国检察机关中专门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机构为不正事犯特别搜查部，该机构内设6个部门，其中科学搜查指导科负责技术侦查的运作、侦查装备、经费的保证和侦查技术的研究[9]。尽管由于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检察制度也各有差异，但在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权力上却是相同的。②事实上，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是解决职务犯罪侦查中突破难、提取固定证据难等问题的最佳方案，其重要性和可行性以及与常规侦查手段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将被侦查实践所证实。这种情形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国家利益，并使国家利益遭受严重侵害，则应当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四)赋予检察机关对被监督主体的质询权从质询权的起源及其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看，质询权是建立在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监督的基础之上的权力模式，是议会对由其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

从法律监督的实际运行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活动，要包括获取被监督主体实施法律情况的信息、对获得的法律实施的情况进行审查、对经审查发现的违法或者犯罪进行调查、根据审查或者调查的情况提出监督纠正意见等几个阶段。[9]缪晓琛:反贪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载《犯罪研究》2009年第2期。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模式下，在没有专门负责司法授权的宪法法院或者治安法院的前提下，要实现批捕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分离，尤其是要避免批捕法官与庭审法官在同一审委会领导下而可能产生的主观司法现象，总体上，法院内部要实现批捕法官与庭审法官的分离，在中级以上法院设立专门负责审查批捕的法庭，同时，在省级以下的法院，可以按照审判管辖中级别管辖的规定，由对案件有审判权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查批捕的法庭，对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行使批捕权，并设立上诉制度。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的措施。

因为对监督事项知情权的缺失，使得监督主体在要求被监督主体提供法律实施的情况时而变得底气不足，而在不掌握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下就开展法律监督，必然会使法律监督变成形式意义上的，如此，要使法律监督发挥督促纠正法律实施过程中错误的功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2·赋予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提高刑事公诉质量的重要举措。

但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中，现行的检察职权配置模式中，只有职务犯罪侦查体现了对行政职权的事后监督，通过对构成职务犯罪的行为的查处，审查核实国家公务人员是否正确履行了法定职责，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最基本的前提是要解决行政公诉的诉权问题。指控犯罪时如果没有提出刑罚裁量的建议，法官根据自己对被告人犯罪事实和刑法条文的判断理解，在法定的刑罚幅度⑥内裁量刑罚，就不能说其量刑没有合理根据。对有证据证明是违法动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应当宣布该侦查活动无效，所获得的信息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对随意动用技术侦查手段的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我国检察机关所行使的对诉讼主体的法律监督权，在权力渊源上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实际是由检察机关代为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对诉讼主体的监督权。起诉权在实体内容上分为定罪请求权和量刑请求权，二者相辅相承，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实体意义上的起诉权。

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活动与检察价值目标相悖的情形，深刻地揭示了现行的检察权配置模式还存在与检察规律要求不相符合之处。1·检察机关及时获悉被监督事项的具体情况，是实施法律监督的前提。

(三)由法院行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批准逮捕权，是由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和诉讼目标决定的。1·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客观要求。

为了弥补监督制约的不足，防止权力腐败和被滥用，保证国家权力按照法治的要求运行，人民代表大会就必然要将其对由其产生的机关的监督权，委托专门的机关予以行使，以确保监督的经常性和有效性。实践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经常被视为是适当量刑的上限[12](P·144)。这种特殊性使得其犯罪行为可以凭借职务行为作为掩护或者利用职权加以掩盖，因而属于高隐蔽型犯罪。(3)其他因行政监管不力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严重损害的案件，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关招标活动违反法定标准和程序，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在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愿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则应当提起行政公诉，确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救济。

随着公共利益遭受行政违法行为侵害问题的日益严重，仅依靠利害关系人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世界各国在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方面，实现了由法律权利标准到利益范围标准的过度，开始赋予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检察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或者社会团体)对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诉权，即赋予这些机构提起行政公诉的资格。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检察官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3]。

上述特点决定了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相比，具有一般不会自行暴露、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外界干扰大、物证少、言词证据与书证地位突出、证据收集和固定难等特点[6](P·1)。[11](P·135)在德国，在举证程序终结后，首先检察官对举证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定罪和量刑的意见。

对行政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方式，包括对行政违法提起行政公诉和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追诉等。亦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检察人员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有审判权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逮捕请求，并向负责审查逮捕的法庭公开逮捕的理由。